我最後還是答應博士班的學生，跟他們吃了一頓午餐。
幾年來，我已盡量辭謝與學生的餐聚，謝師宴我援例不參加更早已有 10 幾年的歷史。我總覺得上課是我的職責，除非不得已，我是不輕易接受學生的邀請的。
我到最後願意接受，是因為有一天上課時，我與他們談條件，說清楚如果晚到的秀芬能夠回答他們的問題，我就答應與他們吃飯。當天我們討論的正是紮根理論的原典《發覺死的接近》的中文譯註，秀芬進來是，已是我們討論的尾聲，一堆問題仍然在環繞中。結果當然是秀芬答得不錯，都若合符節地與我們的看法差不多，因此，這一頓飯真是吃定了。
其實，他們不知道，我早已打定主意接受他們的邀請。因為一個學期下來，我覺得這一班是我教的博士班學生裡，反應比較好的一屆。他們的素質比較整齊，而且班上同學之間的感情不錯，因此，在討論時很容易七嘴八舌。這是當一個老師最喜歡上的課，一方面比較輕鬆，一方面檢驗他們有沒有讀，看是不是言之有物。一個學期下來，對他們的感覺，都相當正面。
我會對他們如此肯定，是因為這個學期要看的書十幾本，他們讀來都很用心。因為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課，我的書單從高斯坦夫婦的《科學方法新論》及海金的《科學哲學與實驗》開始，直探波普爾的《猜想與反駁》，接下來轉向孔德《論實證精神》、涂爾幹的《社會學研究方法論》、韋伯的《社會科學方法論》及吉登斯的《社會學方法的新準則》。
然後我們兼及拉卡托斯等人的《批判與知識的增長》、莫蘭的《社會學思考》、Stanley 的《量化的反思》、法伊爾阿本德的《反對方法》、羅蒂的《偶然、反諷與團結》、海耶克的《科學的反革命》、葉啟政的《進出「結構－行動」的困境》及《均質人與離散人的觀念巴貝塔》這些論著，進行實證科學的反思。
最後我們折向紀爾茲的《文化的解釋》及《地方知識》、艾柯的《詮釋與過度詮釋》、圖姆斯的《病患的意義》，並以福柯的《知識考古學》作為結尾，透過文化人類學、詮釋學及紮根理論的經典，進行與實證科學方法論的對話。
這一些書，每一本都是重要的著作，也都充滿思維的挑戰。我雖然兼行政，但為了與他們對談，也是每本都必須讀過。說實在地，對我這個叛逆已久的人來說，這些書有些我早已讀過，其中的論點早已影響我甚深，並且內化在我的腦袋中。但對這些學生，我看有些學生受到的衝擊肯定不小，尤其是碩士訓練時，如果走的是量化研究的話，那種震撼更應該是「寒天飲冰水，冷暖在心頭」。
結束前，我曾問他們對這堂課的意見，他們想了一下，一向最後講話的寶藍首先發言，認為這堂課如果能開成一年，慢慢讀將會更好。寶藍的方法學受到的訓練是從質化走入，因此對實證科學的這一塊了解不多，她指出前面幾節的經典閱讀，讓她補足了自己缺乏的一塊，因此她自認收穫不差。
我最後告訴他們，這門課只是一種導讀，接下來要看他們自己的興趣，願不願回頭重看。我以自己以前學統計學為例，很多的內容，都要一年後才慢慢掌握與體會。我也以此與他們共勉，希望他們有空重新反芻，一定會有更多的收穫。
